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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正值《PC World》创刊20周年,编辑们突发奇想,20年过去了,人们对计算机的依赖到了什么程度?于是,他们给斯科特·斯潘泊尔(Scott Spanbauer),一个为《PC World》写了20年技术专栏的记者派了一项特别任务——20天内不用计算机。
他用计算机打印了联系表和日程表,给所有朋友发了信,说20天内不收E-mail。然后,他关掉了家中三台计算机,把心爱的索尼笔记本锁进保险箱。虽然杂志社掏钱让他远离电脑,享受生活,但他心里不无担心:没有计算机,没有Word,没有E-mail,没有Google的日子,会不会是一场噩梦?
他从仓库里找出了10多年没用的、落满了灰尘的打字机,开始了80年代的生活。打字居然没有生疏,一个半小时打了3页文字,但如果用Word,半小时就够了。多年没用的CD机和镭射唱片重新回到了客厅,他开始反省平时下载了太多的劣质音乐。最想念的仍是Google,以前连做碗玉米浓汤都要求教Google,但现在查个单词还要搬出厚厚的牛津字典。Google已经深入思维,不能搜索的日子好像突然失去了某种屏障,心里惘惘的,但转念一想,少知道一点知识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儿子既不能玩《职业滑板3》游戏,也不能在网上看滑板视频,只好自己带上滑板出门了。楼下的信箱里还破天荒躺着一个朋友手写来的信件,“那个实验,玩玩就好,别当真了”。
20天后,实验结束,斯科特·斯潘泊尔重回21世纪。当他兴冲冲的从保险箱中捧出笔记本电脑,看到邮箱里堆积了2000多封邮件时,却没有丝毫兴奋的感觉,那里真正重要的只有两封邮件,还有1571封是万恶的垃圾邮件。他重新用回Word,发E-mail,看新闻,但回想那20个没有计算机和网络的日子,生活似乎也并没有缺少什么。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时代,技术不断加快生活的节奏,你要做更多的工作,消费更多的娱乐和信息,只是因为你能够,而不是因为你需要。
或自愿或被迫,现代人多少都做了“数码败家子”。花花绿绿的电子消费品,从笔记本、数码相机,到PDA、iPod、MP4、PSP、NDS、XBOX,个个都戴着“不可或缺”的帽子,堂而皇之地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恨不得霸占住我们全身上下每一处有知觉的细胞。以前只是高喊要占领客厅,但随着设计越来越袖珍化,它们愈发招摇地进驻卧室,留恋床笫,有人搂着黑莓手机睡觉,有人抱着笔记本电脑上帘卷西风床。不久前的《纽约时报》上有一个笔记本电脑三角恋的故事。一个叫史密斯的网络杂志编辑,37岁,喜欢在床上工作,有时候凌晨两点还抱着笔记本电脑在床上写博客。“坐在床上,抱着笔记本电脑,半梦半醒地喝着咖啡,写着博客,有一种难以言语的愉悦感。 这样的嗜好令他妻子十分反感,影响了10年的夫妻感情。英国一本时尚电子杂志《T3》最近隆重推介了一款奢侈的高科技床,内置了液晶电视、网络端口、音响系统、饮料壁橱,以及按摩器,“我们也许永远不会下床了”,但这样完美的床,想来却有点毛骨悚然,最好还是别爬上去。
一个简单的问题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高科技吗?你真的需要随时随地带着手机,唯恐人们不能找到吗?为什么手机就不能只是手机,而非要在手机上听音乐,拍照片,看电影呢?我们真的需要事事求助于Google、WIKI吗?暂时逃离鼠标和键盘,真的有那么困难吗?
历史证明,文化的反思总是跟不上技术的革新。上世纪50年代飞速发展的高科技,如核武器、电视,直到60年代才有人反思它们种下的恶果。同样,90年代流行开来的计算机、互联网、手机,也要到十年后,人们才开始看到这些技术带来的文化和社会突变,像安全隐患、隐私、色情,以及对私人空间的侵蚀等等。人人都听过计算机“无纸化”的承诺,但事实上这些年来计算机耗费掉的纸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虽说计算机数百倍地提高工作效率,但你随时都可能遭遇BUG、系统崩溃和电脑病毒。在未来,虚拟现实技术也许可以模拟人类的一切感知与情感,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一位新加坡的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虚拟拥抱”的技术,还有什么比在网上得到一个虚拟的拥抱更可悲的吗?一直以来美国的那些顶级大学实验室不遗余力地研究怎么将电子芯片注入人体的神经中枢,终极目标就是让人可以利用芯片与数字设备交流,成为能直接连接到机器上的生物。这不是《黑客帝国》式的幻想,而是行之有效的商业项目,美国莫道不消魂军方已经研发出半人半机器的士兵。还有生物学者与未来学者混合在一起的危言耸听,按照他们的“科学”论证,一旦人们习惯了在手机那么个巴掌大小的地方写信读E-mail,总有一天会进化成巨眼怪物,并因手指运动过于剧烈而导致前臂畸形发达。
“拜技术教”一旦走火入魔,会让人心生恐惧,所以有人干脆退回到旧的生活方式里去,原来那么多旧技术都是可留恋的。胶片、留声机、机械表,它们的质感、坚固和手工感都是数字替代品所没有的。留声机里播出来的音乐比iPod耳机中的音乐要温暖,再高级的数码相机也难以捕捉到女孩子眼中一闪而过的流光,秒钟轻轻划过旧钟表的表面,仿佛能比手机屏幕上的数字更好的捕捉时间的本质。
其实,无论对技术的追逐或厌弃,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无奈。像斯皮尔伯格,他是好莱坞的电影技术教父,但生平最恨用数字摄影机拍片子,反而对老电影胶片抱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他喜欢坐在剪辑台前,看着老剪辑师把长长的胶片绕在脖子上,胶片散发出来的化学的味道,让他感觉自己在干一种手艺活。-
周末不插电的日子
现在,世界各地都有人组织“周末不插电”运动,找一个周末,拔掉生活中所有插头,不玩电脑,不看电视,不吹空调,不煲电话……甚至国内已经有一对看《迷失》、《越狱》看得晕头转向的白领夫妇,在自己博客上发起“周末不插电”的号召,当即就有40多人响应。如今《越狱2》开演,美剧迷们又开始四处找BT种子,准备与美国人同步看米帅到底有没有逃出升天了,但是,真的值得耗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网上一集一集下载连续剧看吗?
有一位写字为生的乐评人,每到一处都抱着一台传真机,给报社发手写稿,周围人以为他是仇视高科技的怪物,但其实他只是打字太慢,才不得不用传真机。他天天上网,只是不写E-mail。不过他热爱短信,手机键盘摁得飞快。真正让他厌恶的技术是彩铃,中国的流行歌曲本来就够烂的了,还到处听到一样的口水歌,严重污染社会空间和耳朵。
陶艺家白明更是一位典型的在新时代里怀恋着旧时光的“遗老遗少”。他一个星期上一次网,一次只上10分钟,目的极简单,只是查一下有没有E-mail。他从来不在网上看新闻,更愿意翻阅报纸,质朴的新闻纸散发的油墨香味令他迷恋。他从来不用电脑写字,每次面对电脑,只觉一片茫然,敲击键盘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思维变化。他习惯书写,看着思绪变成白纸黑字从笔端流溢出来,是很美好的感觉。他不喜欢计算机里可以复制的线条和色彩,更欣赏在纸上画出的质朴线条,画布移动时产生的触感,一块块颜料堆砌出来的色彩,会引发很多的激情和想象力。每个月,他都会给三五个好友写信,偶尔还用毛笔写。闲来无事,他还喜欢用钢笔在宣纸上缓慢移动,与毛笔有同样的审美度,很特殊的,软软的,很亲切。
他说自己并不抵触新技术,只是不感兴趣。十几年前,他就有过一个Walkman(随身听),但很快发现那不是他需要的。戴着耳机很难专心听音乐,听完后总觉得耳圈有异物,不舒服。尽管很喜欢iPod的设计,但他不会买,宁愿安静坐在家中,泡壶茶,听音响里传出的音乐。他多年来一直用一款诺基亚手机,型号不明,外形功能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信号不错,够牢固。
唯一令他心生恐惧的是“键盘的敲击声”——这种冰冷的声音已经取代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书写方式,彻底改变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在他看来,中国的书写是世上最优雅的书写方式,是与心灵最安静、本真的交流,其间渗透的是中国人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安静、缓慢、踏实。凡是经历过的人,那种书写会永远成为一种情结。现代人过于依赖电脑,退化的不只是感知,更是触觉。那种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安静缓慢地让笔端在纸间移动的愉悦触感在下降,现代年轻人已经无缘也无心去体会其中的精神空间和情感空间。
到底谁需要100美元电脑
CM1还是2B1,麻省理工学院那位尼古拉庞帝大师的100美元笔记本电脑始终没有确定名字。8月28日,OLPC组织宣布已经试生产的100美元电脑将被命名为儿童电脑1号,缩写CM1。但仅仅两天之后,OLPC负责软件开发的沃尔特·本德(Walter Bender)就在维基百科上披露了新名字,2B1,to be one的缩写,暗含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台笔记本电脑的项目宗旨。
尽管这项麻省理工大学发起的半公益项目不停地改名字,但早在2005年就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崇备至,被视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儿童步入信息文明的捷径。可技术界似乎并不这么看,《连线》杂志更愿意将100美元电脑形容成“工程师的限价拼图”,一切以降低成本为前提,由广达代工的首批500台100美元电脑将在9月份投产试验,这批样品配备了400MHz的AMD Geode处理器,128MB DRAM内存和512MB内置闪存来存储数据,甚至还有SD卡插槽来扩展容量,8英寸的液晶屏号称分辨率高达1200×900,Linux操作系统采用Google赞助开发的界面。按照OLPC项目组织的估算,这套配置成本得140美元,只有大批量生产才会降价到100美元水平。
用新时代的老技术来形容100美元电脑似乎更合适,100美元电脑对于孩子们到底有多大益处,根本没有权威教育机构敢发言。而另一方面,尼日利亚、阿根廷,巴西和泰国,原本针对发展中国家开发的100美元电脑,至今只有4个国家订单,每个国家定购100万台。而印度已经明确回绝了OLPC的合作要求,印度教育部长苏迪普·巴纳吉(Sudeep Banerjee)的说法很有意思,“这种看似流行的设备很有可能损害儿童的心理成长,世界上顶尖的思想和成功人士都是通过学校教育,而不是一台电脑得到的”。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对100美元电脑不感冒呢?这是个让人疑惑的问题。其实,越缺少自主技术的国家,似乎对类似100美元电脑越排斥。
对于那些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100美元电脑到底性能如何并不关键。OLPC组织公布的所有100美元电脑图片时,总是在屏幕里贴上张南亚或者拉美穷苦儿童的迷茫笑容,而真正发出声音,希望花100美元买台这种机器的人却来自发达的城市,很多人在技术论坛上留言道:“100美元也就相当于10张CD的价钱,尝试一下这个玩具能干什么。”
英特尔董事长贝瑞特和微软主人比黄花瘦席盖茨一直以来对100美元电脑不屑一顾,盖茨更愿意展示微软研发的1000美元售价折纸电脑,或者推广类似儿童电脑教育的FlexGo计划,用预付电话卡的市场运作方式,根据电脑用户的使用时间长短来按分钟计费。全球每年办公室和家庭淘汰的旧电脑数以亿计,处理电子垃圾的费用远比100美元电脑更贵,却没有人发起全球旧电脑接济发展中国家儿童教育的运动。到底是需要旧技术,还需要新商业机会呢?当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奇站出来给100美元电脑打气时说道:“除了存储海量数据,100美元笔记本电脑可以满足绝大部分日常需求,只要能连接互联网,数据存储也不是问题。”这种口吻让我们想到了10年前Sun提出的NETPC概念。尽管至今也没有几个人体验了100美元电脑的性能,但电子邮件、书写文档、语音网络电话,这些常规的应用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升级。100美元电脑对当今不断技术升级进步的商用设备不无反思作用,就像每个人都钟爱高速跑车一样,总是喜好不断增加刺激和物质满足欲,似乎只有不断追求技术进步,就意味处在每个时代的最前沿,可100美元电脑这样的老技术照样可以做很多事情,如何利用已有的资源提高生活质量,远比好高骛远的信息占有欲更现实。-
反“黑莓”
“用‘黑莓’是一种身份象征。”这是《福布斯》杂志2001年底的一句开场白,这种以推送邮件为主的商务手机,最初只配备给那些全球化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层,随时随地用手机查看电子邮件,对于职业经理人具有无比的诱惑力,况且昂贵的手机费用都是公司报销。后来“9·11”世界贸易大楼挨飞机撞,美国国会给每位议员都发了部黑莓手机,生怕议员集体开会遭到袭击。安全部门也来不及考虑黑莓手机的母公司来自加拿大,很多美国国会文件都通过黑莓手机进行传递。一夜之间黑莓手机赢得了全球权富的倾慕。
黑莓手机成为身份特征的暗示标志,凭借全球GPRS网络的覆盖,彻底勾勒出全天候职业经理人的轮廓,更被反全球化主义者视作眼中钉肉中刺。黑莓手机的全天候信息运转与“周末不插电”运动明显格格不入,美国《商业周刊》写了篇《没有黑莓,没有生活》的评论,CDW公司的首席技术主管的约翰·艾德伍德逊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抱怨道:“我无法戒掉‘黑莓’,太多重要的商业信息通过它涌向我的生活,即便半夜,一个个需要审阅的文件和决定也会涌向我。”就如同戒掉网瘾一样,越来越多的职业经理人也开始意识到“黑莓”上瘾的问题。但没有几个人敢扔掉黑莓手机,整个商业经理人圈子都在用这种机器进行沟通,抛掉黑莓手机就等于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谁会因为黑莓手机全天候的骚扰问题,而舍得放弃年薪10万美元,外加股票期权认购额的职位呢。
对日益纷杂的信息灌输,抱怨不仅仅源自黑莓手机,网络聊天几乎可以被当作每个网民的“黑莓”效应延续。在中国的网吧中,同时开五六个QQ聊天的孩子并不稀有,微软的MSN聊天工具几乎成为全球白领们沟通信息的主要桥梁,Skype、Google Talk、ICQ,全球流行的聊天工具可以列出一沓。AT&T的咨询分析公司曾经在一份评估报告中评价道:“这些即时聊天工具的涌现,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频率比电话时代增加了73%,而这些信息传递中却有64%都是毫无用处的胡扯。”可我们却并没有看到谁提出反MSN,很多人恨不得给自己注册上所有流行的聊天软件,抢占信息时代的领地。
低科技圣经:
《Better Off:Flipping the Switch on Technology》
作者艾瑞克·布兰迪(Eric Brende)原本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科学、技术与社会”。五年前的一天,他关上电脑,突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上瘾了吗?”不是对药物,而是对技术。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开始怀疑,文明社会层出不穷的高科技,到底有多少是人们真正需要的?那些节省劳动力的高科技设备,真的减轻工作吗?还是让我们变得更累?到底是技术改善人的生活,还是现代人在拿自己的生命去适应机器?人和机器之间到底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带着新婚妻子玛丽,从高科技的大本营MIT搬到一个原始的阿门宗派社区,那里没有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动力——电。他们在那里住了18个月,没有电视、电脑,没有空调、暖气,但夏天有凉风,冬天烧壁炉,他们几乎不开汽车,也没有洗衣机,连肥皂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他妻子喜欢用手洗衣,这是一项不错的有氧运动。他们自己种南瓜,看着第一个孩子出生。他们发现,这种近乎原始人的生活是一种解脱,而不是束缚,在城市里疯狂赚钱大把消费的快感远远比不上这里自食其力,以低收入支付低开销所获得的闲适感和愉悦感。现代技术不断创造新的虚假需求——对燃油、空间、金钱和时间,但让人们遗忘了更重要的精神追求,对于家庭,对于社会,甚至思考本身。现在艾瑞克·布兰迪住在圣·路易斯的一幢简朴公寓里,维持城市里最低的技术需求,靠造肥皂和拉旅游人力车维持生机。
技术极简主义
一个叫迈克·马恩的软件工程师,30岁,德州人,有两台笔记本电脑,两台台式电脑,8个电子邮箱,3个不同版本的Outlook,还在各大门户散落着多个冲突的日程表。有一天,他终于无法忍受这种邋遢的数字生活,咬咬牙卖掉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两台台式电脑,注销了7个E-mail邮箱,只保留了Gmail账号,取消了邮箱里所有无用的订阅杂志,把书签都存在del.icio.us上,所的日程安排统统归到Yahoo的在线日程表上。他甚至卸掉了Word程序,转用Dos系统下的文本文件,蓝色背景下输入灰色字符,没有任何窗口,甚至不需要鼠标,速度奇快,从不死机。
简化复杂的数字生活,提倡技术的“极简主义”原则,重新启用低科技,在如今的极客圈内颇为流行。2003年年底,一个叫丹尼·布赖恩的技术专栏作家给70个“变半夜凉初透态工作狂”写信(大部分为软件工程师),问他们为什么能保持这么高的工作效率?结果他发现,这些人的工作方法都相当“低科技”——没有PDA,没有日程规划软件,只是在写字板上写下自己一天要做的事情,或者给自己发一封邮件,提醒自己一天要注意的事情,还有人干脆在桌上贴一张黄色的小报事贴。一年后,丹尼·布赖恩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新兴技术展会上做了一次非常轰动的演讲,“我们的生活已经被乱七八糟的高新科技搞得越来越复杂,是提倡低科技的时候了”。但他并不全盘否定新技术,所谓低科技,只是崇尚“简单”和“舒服”。
高科技的本意是提高工作效率,但讽刺的是,IT精英们往往最容易被周围环境所干扰。一些我们认为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的东西,最终往往证明最浪费时间。两年前,一家美国公司禁止员工使用E-mail,因为它比面对面谈话,或者打电话要费时费力得多,据称这一举措能让那家公司每年节省2000万美元。其实,只要你坐在一台计算机前,就不可避免干扰和分心,尤其在网络上,层层链接就像无底洞一样让你没完没了地点下去。本来你只打算花10分钟时间写一封邮件,但一个小时后,你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做,只打开了七八个莫名其妙的窗口,还有几个MSN聊天窗口在闪烁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
复古设计的情绪
2003年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重上鞋架时,鞋底镶嵌微型芯片的智能跑鞋阿迪达斯1号已经在实验室测试完毕了。苹果的袖珍桌面音箱iPod Hi-Fi标价349美元时,木头外壳的电子管音响却开始悄悄在发烧友中流行。模拟技术到数字技术的转变曾经被当作90年代全球商业格局变化的内因,电加热座椅,倒车雷达,感性式空调,汽车制造商在最近10年间疯狂地往汽车4个轮子上装电子部件,而电子产品本身在延续18个月升级一次的摩尔定律,以及8个月酝酿一种新潮流的手机设计方针,已经让全球年轻一代对所谓的新潮和时尚刺激不再有反应,复古反而成了小众口味的大趋势。
一个叫尼古拉斯·若普的英国青年早就玩起了科技复古,他的Pokia被《纽约时报》家庭版策划人阿斯鲁·萨拉斯视作复古情绪的新电子玩具。不仅仅是因为Pokia取了一个挑逗诺基亚的名字,尼古拉斯·若普利用各种老旧电话的听筒,将其连接到各种新款手机之上,黑色的电话线耷拉在外套口袋边缘,看起来就如同20年前朋克腰间的狗链一样。之所以他用P替代诺基亚开头的N,正是寓意着低科技含量版的Nokia,从耳机与话筒分离的古董电话到二战中盟军的无线电台,各种传统电话听筒都被他重新改装,30美元起价一套Pokia。他接受《纽约时报》家庭版采访时解释道:“我用手机也已经有将近10年了,它们变得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多,但设计却在倒退。那种简单、耐用、专注、单一的设计思想已经迷失了。”很多数字技术时代的复古技术,正是希望找回简单的感觉。这恰恰与罗马俱乐部那本著名的《增长的极限》相吻合,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这五项罗马俱乐部在1968年成立时的研究指标,早已经不再仅仅是寻找人类出路的衡量坐标,纠正现有问题的新态度、新政策和新制度彻底被用在了产品设计上,复古设计暗含的可持续发展情绪被人为放大了。-
老技术新玩法
LOMO
LOMO原是50多年前苏联武装部队间谍用的低科技相机。1991年,两位维也纳美术学生到捷克度假时在一家旧货店找到旧款LOMO,用后发觉照片效果很独特,竟使其成为地下艺术圈、文化圈的新宠儿。这几年在世界各地都掀起LOMO热潮,LOMO迷俱乐部纷纷成立,还形成了LOMO摄影的即兴美学流派:摄影并不需要上万块钱的专业相机,摄影就是一种记录,不要想,只管拍!LOMO推动了低科技相机的新一轮热潮,富士、佳能都纷纷推出低科技相机。
Lava Lamp
Lava Lamp(熔岩灯)是克雷文·渥克发明的装饰灯,其灵感源自鸡蛋时针设计,因其利用热能原理造就永恒的光影移动变幻效果,低科技,却外形极酷,充满想象力,尤其受到学生、白领与高科技人员的喜爱,Google就拿这种灯做礼物。
Yahoo Answer
以往的搜索主要靠机器运算,当用户输入一个关键词,搜索引擎就会利用各种算法遍寻网络,找出相关的搜索结果。现在,世界三大搜索引擎巨头都在加紧研发新一代智能搜索引擎,同时也尝试低科技的方向,其中Yahoo Answer就以社区互动的方式让志愿者在网上回答网民提出的各种问题,而Google早在2002年就已经推出了Google Co-op服务,由实际人员在线实时回答网民提出的各种问题,不过每次要收费2.5美元。
Hipster PDA
Hipster PDA是一种用几张五彩缤纷的小卡片、笔和小夹子来收集和分享信息的方法,卡片+铅笔可以随时记录、修改,尽情DIY你的思想地图。很多低科技分子都坚信这种手工PDA可以比真正的PDA更好地激发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很多时候一张纸一支笔、直接记录与翻阅,会比功能齐全的电脑软件效果更好,这也是很多程序员的桌上贴满便笺的原因。
Hao123.com
这个网站的特点就是KISS(Keep it simple stupid),KISS不仅仅表现在其域名,也表现在其网页内容上,几乎没有任何技术特色,一个刚学网页的人都可以做出来的页面,而这正好适应了中国一大批不会英语的低端网民。
Bash Blogger
Linux系统下的Blog软件,比一般的Blog软件技术含量低,但生成文件更小,更好用。写博的时候,只要在一个简单的文本窗口里书写,然后FTP至网络服务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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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你过去和现在推积起来的成绩,成为你跳出这里、继续向前的包袱。
又有一个同事辞职了,恭喜她,同时自省一下。
其实爱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心中有人作伴
一个人也不孤单
其实爱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一旦说了永远
就不再害怕明天
平平淡淡真实的过了一天
缠缠绵绵已然是昨日浪漫
虽说爱要随缘
像流水长长远远
慢慢慢慢红尘已看淡
一样的容颜
经历了岁月云烟
有缘和无缘梦醒了已茫然
其实爱不曾改变
只不过日子平凡
多了些烦乱
是否还觉得美满
其实爱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心中有人作伴
一个人也不孤单
其实爱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一旦说了永远
就不再害怕明天
好久之前的一次编前会,从总编辑念的中宣部文件里听到“不许对余杰等人在美国的活动进行报道”的消息,后来又有人告诉我小道消息——余杰被安全局 ** 云云,当时心里充满了同情。
今天从一个blog上看到一篇《看伪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徒余杰怎么拍布什马屁》(http://blog.sina.com.cn/u/46f3d791010004pi)的文章,胸中充满了吐意。
这些精神和人格残疾的文化精英啊!一无所有、一无所望的时候,愤世嫉俗,扬着高傲的头,追求自由最纯粹,呐喊得像民瑞脑消金兽主斗士。看到甜头、稍被待见哪怕是受到一点点重视的时候,他们便第一时间放下尊严,低眉顺眼,使出浑身解数迎合而惟恐不及,甚至不惜利用教徒心中神圣无比的宗教信仰。
这样的斗士,时刻把对自己命运的不满与愤怒“升华”化为对国家和社会民瑞脑消金兽主和自由而进行的抗争和呼号。不得志的时候,可能连他自己都相信了自己是高尚的自由民瑞脑消金兽主战士;得志的时候,尽管竭力掩饰,嘴角还是很快溢出小人得志的笑容。一个失意的人,是多么不可信。要把他看得清楚些,最好等到他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
一面
近一年来,有若干恋爱着并踟躇于婚姻之门的朋友问我类似的问题。今天看到别人谈论这个的文字,很有同感,是这样写的:初初恋爱虚妄着很多惊喜,而日子越过越素朴,当真的快结婚时,便没有我,只有我们,结婚了之后,所有的浪漫能节约都节约下来。
结婚前后,其实我们(看,是我们)的生活变化不大,只是lg比从前更加斗志满满的工作,而我,间或有些凄凄然。也许,男人喜欢构建一个稳定温暖的小家,而女人,总想谈一辈子的恋爱。
另一面
我的一位实用主义的领佳节又重阳导新近结了婚。他34岁了,和女朋友曾一拖再拖。问他为啥终于决定结婚,他鬼祟地说:“听说结婚能使男人迅速成熟。”我当时笑到内伤。
内伤之后冷思考了一下下,他说的还真有那么点道理,对女人也有那么点。
婚姻让我学着把大衣柜整合为五斗柜,分出很多爱和关心给亲人和朋友。
婚姻让我更加自然大方的与男士相处,因为心里装着道德和责任。
婚姻让我变得宽容起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婚姻让我疏离了虚妄着的惊喜,但得到了平凡人的喜怒哀乐。
张爱玲曾说:“我祖母的婚姻要算是美满的了,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
把清冷独坐对照诗酒风流,凭得一种世俗心情。
世俗生活,平淡、热闹,如此真实。
五一回家的时候买了份新京报在火车上看,读到了这个牛人的故事,当时惊为天人。回来本想在我们报纸登一下,可是那份新京报找不见,也忘记了牛人的名字,google了很多关键词也没寻到。今天查看书讯,点开吴士宏翻译的《穷人的银行家》,居然是这位牛人的书!
他给了我们一个改造这个世界方式的参照。
孟加拉“乡村银行家”的扶贫之路(ZZ)
2005年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晚间商业报道”栏目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联合评选出1979年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位经济领袖,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诺斯名列其中,与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等人一起当选;同年,他首创的无抵押小额贷款农村银行GrameenBank(GB)模式,被各国公认为是消除贫困利器而争相效仿,以至于2005年被称为“世界小额贷款年”。
尤诺斯的传奇还很多,他是美国名校出身的经济学博士,却痛恨毫无人情味西方经济学;他曾是大学教授,却称以往的教育是人们转变观念最大的障碍;他累计放贷53亿美元,惠及400万人穷人,却从没有对他们施舍过一分一毫;他坚持认为“对穷人的赠款是害了穷人,有偿的帮助才是真正帮助穷人”,一生以帮助穷人自立为己任……
大学教授的困惑
“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经济发展,所接触的都是动辄投资上百万美元的项目。但我实际上看到的是,人们急需的不是这百万金钱,他们只需要很小很小一笔钱。”
穆罕默德·尤诺斯1940年6月28日生于孟加拉国吉大港的一个宝石加工场主的家庭。出生于殷实之家的尤诺斯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Vanderbilt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如愿以偿回到故土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但是当时的孟加拉尚未建国,社会动荡,大多数国民在贫困中挣扎。多年后尤诺斯在接受美国电视台PBS的采访时,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人们遭遇了一场很严重的饥荒,人们极其饥饿,我却无能为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工具盒里并没有能让我解决这种情况的工具。”最后尤诺斯决定“忘掉工具盒吧。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我可以出去帮助别人”。
但是街头光景依然让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大吃一惊。
1974年,孟加拉国独立后的第三年,他认识了21岁的苏菲娅,她是一个有着3个孩子的母亲。苏菲娅靠制作竹椅养活全家,她蹲在地上做竹椅,手指上都是老茧。她能制作出非常精美的竹器,但是她一天仅能赚2美分。因为她每天需要25美分来买原料,但是她没有。于是她从中间商那里借钱买材料,再按照规定的价格把成品买给他。“她的劳动几乎是一无所获,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奴隶制,钱都给中间商赚走了。”
事实上苏菲娅的情况并不是惟一的。尤诺斯列了一张和苏菲娅处于相似处境的人的名单。一共有42个名字,而他们所需的,从高利贷漩涡中挣扎出来的金额数仅为27美元。尤诺斯深感震惊。“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经济发展,所接触的都是动辄投资上百万美元的项目。但我实际上看到的是,人们急需的不是这百万金钱,他们只需要很小很小一笔钱。”
创建乡村银行
与别的慈善家不同的是,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嗅到了事件背后的商业味道。于是在1976年,当他的贷款范围扩大到100个村庄时,他成立自己的银行,取名为乡村银行。
“我厌恶自己束手无策”。于是尤诺斯自己掏出了27美元,人们如同遭遇奇迹一般欢天喜地地接受了。
看着大家的反应,尤诺斯并没有以救世主自居。他想到的是:“如果你可以用这么少的钱让大家这么欢喜,为什么不为他们做得更多,为什么不为更多的人做得更多?”
他首先想到自己可以成为连接穷人们和银行的纽带。所以他跑到银行恳求银行家们借钱给这些穷人们。
“他们几乎晕倒了”。因为当时没有一家银行把穷人当作客户。银行家们异口同声地向尤诺斯解释,银行不能贷款给穷人,因为穷人没有信用。
尤诺斯和银行家们展开了长达六个月的辩论,最后,银行勉强同意在尤诺斯做担保人的情况下将金钱贷出。
“他们不停地说我借出去的钱不可能得到回报,我要为穷人承担债务;而我则说‘我不知道,但是让我们试试看吧。’所以我试了,然后我赢了。”
与别的慈善家不同的是,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嗅到了事件背后的商业味道。“我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如果你用商业手法来处理这些事,它的规模可以如你设想般巨大。因为你所挣的钱足够支付你的所有成本。你不用依靠任何人。你不依赖(当时)孟加拉首都限量供应的物质,因为这是商业上挣的钱,商业上的金钱是无限的。然后,你就可以(用盈利)帮助更多的人。”
于是在1976年,当他的贷款范围扩大到100个村庄时,他成立自己的银行,取名为乡村银行(GrameenBank,孟加拉语“村子”的意思)。
96%的贷款给妇女
在尤诺斯的眼中,最渴望得到经济援助,最有能力自力更生、谋求发展的对象是广大的妇女。所以,尤诺斯慢慢调整了银行的贷款策略并给予妇女莫道不消魂优先贷款的权利。现在乡村银行的400万客户里,96%都是妇女。
除了不满当地银行设立了一些条款拒绝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之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觉得女性受到了当时的银行的系统性歧视。“我说他们是非常性别歧视组织!因为他们的只有不到1%的贷款贷给了妇女。”
但是在尤诺斯的眼中,最渴望得到经济援助,最有能力自力更生、谋求发展的对象是广大的妇女。因为在孟加拉这种封闭保守的农业国家里,由于在性别上的差异,造成妇女在体力、社会待遇等方面都更加脆弱,可是在困境来临时,真正站出来为保护子女而奋斗的,反倒都是这些以母爱为天职的女性。
因此,乡村银行自创立之日起,尤诺斯就给自己制定了目标———确保一半的客户是妇女。然而,孟加拉国是一个保守的伊斯兰教国家,妇女地位低下,不但平时几乎足不出户,必须出门时也会把脸遮得严严实实。在这种情况下,让妇女从乡村银行贷款,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为此,尤诺斯做出了很多努力。最初,他主动上门招揽生意,隔着高墙大喊:“请你贷点款吧!”,因被人误认为是在勾引良家妇女,多次受到人身攻击和威胁。但是尤诺斯并没有放弃。
他认为他和他的银行,有责任帮妇女战胜传统文化对她们的束缚。很快,尤诺斯教授发现,妇女们对贷款的有效使用比男人们强多了。同样的金额,贷给她们能比贷给男人们给家庭带来更大的好处。所以,尤诺斯慢慢调整了银行的贷款策略并给予妇女莫道不消魂优先贷款的权利。现在乡村银行的400万客户里,96%都是妇女。
“不仅仅是借钱”
“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借钱还钱,然后坐等环境的改变,我们同样组织大家讨论她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解决之道。”
贷款的妇女们每周都会参加聚会,交流脱贫过程中的教训和经验、新闻甚至国家大事。
妇女们通过从银行得到的贷款,添置生产工具、为子女交纳学费、改善家庭伙食等,不仅提高了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妇女们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管理、统筹贷款,发掘出自己从未发现的才能,慢慢赢得身边的人的信赖和尊重,对于推动孟加拉国严重的男尊女卑思想的转变,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借钱还钱,然后坐等环境的改变,我们同样组织大家讨论她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解决之道。”贷款的妇女们每周都会参加聚会,交流脱贫过程中的教训和经验、新闻甚至国家大事。女性的自我意识在觉醒,谈论时政不再是男人们的专利。应用手头的金钱和能力,她们也开始在政治决策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孟加拉国每年六月都有一次年度大选。
2003年,女性选民第一次超过了男性的人数。人们普遍认为以格莱明银行为首的小额贷款银行组织了她们。
贷款给26000乞丐
尤诺斯于2004年推出了针对路边乞丐的扶贫计划。该项目无偿为乞丐们提供9美元的贷款,他们可以用这笔钱在街头摆个糖果摊子,或者卖点小孩子的玩具,这样就可以摆脱挨家挨户乞讨的命运。
乡村银行的小额贷款模式,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当中大部分是赞扬,但是也有一些质疑,认为“银行只关注到穷人里面的上层阶半夜凉初透级”。于是,尤诺斯于2004年推出了针对路边乞丐的扶贫计划。
“因为你不可能比乞丐更穷,那是生存的最后境界。”
该项目无偿为乞丐们提供9美元的贷款,乞丐们可以用这笔钱在街头摆个糖果摊子,或者卖点小孩子的玩具,这样就可以摆脱挨家挨户乞讨的命运。一开始尤诺斯预计将会有4000到5000个乞丐参加这个项目,不过,尤诺斯显然低估了这种“自食其力”项目的感召力,到2004年末,一共有26000个乞丐拿到了贷款。而值得庆幸的是,尤诺斯成功了。尽管项目开展时间还不长,但是近60%的贷款已被偿清。
乞丐们挺争气,他们大部分都成功转变为小贩,并感受到生活的快乐与社会的尊重。
以前从未为乞丐打开的门,现在敞开了。乞丐们有了生存的工具。用乞丐们的话来说,“就是人们见了我们不躲了,好多人还主动搬来板凳,请我们坐一会儿,人活着又有了尊严。”
“鸟瞰”和“虫眼”
作为一个经济学博士,尤诺斯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学会怎么“鸟瞰”世界,但是在和各个村庄穷人们的实际交往中,他意识到“鸟瞰”并不能洞悉所有细节。于是他开始相信“虫眼”的视角(对细节的观察)才是合乎逻辑的。
在得知自己获选为“25位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时,尤诺斯认为表达的是人们对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关心。他为此感到鼓舞。但也承认“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改变人们的观念”。
也许是曾经作为优等生的感同身受,他认为人们通常只用一种思维方式思考,很难突破。“如果你在大学里是一个优秀的学生,那么你已经成为你最喜欢的教授的思想传播者。往往这些人就成了新思想传播的阻力。”
尤诺斯上述的一段感想是建立在其经历过“头脑风暴”的基础上的。他曾经非常沮丧,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学术背景不但不能帮助他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会误导他朝向和现实相反的方向。这被他称为“鸟瞰”和“虫眼”。
作为一个经济学博士,他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学会怎么“鸟瞰”所有形势,“因为学校教会了你怎么看到所有事情,所以就被称为是教育”。但是在和各个村庄的穷人们的实际交往中,尤诺斯意识到“鸟瞰”并不能洞悉所有细节。“你飞得高了看得就不清楚了”。
当他试图拼凑其所有故事时,由于细节的缺失直接导致了真莫道不消魂相的模糊不清。于是尤诺斯开始相信“虫眼”的视角(即对细节的把握)才是合乎逻辑的。他认为,必须从小处着手,因为人们的生活正是建立在细节之上。他说,在“虫眼”的审视下,反而能够看清楚身边所有情况———上百万的项目投资对人们实际生活的改善并没有直接的帮助,他们需要的也许还不到一美元。
乡村银行走向世界
目前乡村银行模式(GB模式)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得到推广。现在中国地方政府和非政府人士也在尝试推行结合市场机制的小额信贷,代替单向的补助式扶贫。而2006年4月,乡村银行更传出好消息,将于下个月在印度开设分行。
尤诺斯认为,文化差异无处不在,但是他的扶贫经验也表明,各地文化有95%是相通的,差异仅仅存在于另外5%之间。虽然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方法各异,穷人们改变生活状况的动机不外乎于为了家庭和子女也为自己。所以,扶贫需要创造人们“不必依靠任何人的仁慈”的自我认同和自尊自立的思想。银行和人们是平等的。他们在商业上拥有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尤诺斯语录
“对穷人的赠款是害了穷人,有偿才是真正帮助穷人。”
“跟贷款给男人们相比,贷款给妇女对一个家庭贡献更大。”
“我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受贫穷困扰的世界。不是在遥远的未来,而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也许就在下个25年、30年、或者40年它就可以实现。”
“我们所有商业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商业不一定总是和贪婪联系在一起。”
“我希望感觉到我对于我的邻居、我的朋友、还有其他人,我是有用的。我想听到人们说‘你是个好人’。”
论道
是商业组织,不是慈善机构
尤诺斯猛烈抨击当今世界对穷人们提供的糟糕的金融服务。高达30亿———地球上半数以上的人们不符合银行对贷款人的种种规定而被银行拒之门外。“这是(金融界的)一种耻辱”,尤诺斯认为,如果这个机构不能为大多数的人们提供服务,“那么要来何用”?
不过,乡村银行在各种形式的商业机构当中,依然十分特别。
首先,和一般的商业银行相比,乡村银行20%的利率并不算低。但是人们还是乐意来贷款,因为“穷人知道这是他们脱贫的惟一办法”。乡村银行为穷人们制定的还贷计划比高利贷要合理多了。
其次,乡村银行的业务报告很特别,不像其他银行那样记录贷款给什么人,回收率多少,利润多少,而是记录贷款人用贷款做了什么,如何成功脱贫等等。
截至2003年3月,银行资金回收率竟高达98.9%.
奇招
扶贫招数大盘点
为了帮助摆脱赤贫的穷人们不至于返贫,尤诺斯奇招迭出。
首先,针对穷人看不起病的状况,尤诺斯成立了独立运作的健康保健工程。该项目重在保健和改善妇女儿童营养不良的状况。在2000年至2003年间,尤诺斯选择了十个村庄作为试点运行该保健工程。每贷款户出资两美元以保持工程的运作,目前根据贷款户的出资情况,大约可以覆盖项目65%的成本。尤诺斯期待能够发展出收支平衡的保健工程并向全国推广。
其次,面对孟加拉国拥有百万手工纺织工人的现状,尤诺斯创造了一种100%纯棉高品质的手工纺织衣料,品牌为“Grameen制造”。目前“Grameen制造”除了向全球市场销售该衣料,同时经销孟加拉的衬衫和纱丽,并于2003年开始赢利。
第三,成立Grameen风险投资基金,来帮助普通投资者转移风险。
第四,成立Grameen电信公司,以借贷的形式为农村妇女和路边乞丐提供无线电话。这样不仅仅他们可以通过电话接触到外界信息,并可以通过出租电话给有需要的人来获取报酬。
除此之外,据介绍Grameen退休基金、Grameen网络通讯也正在筹备之中。
运作
乡村银行的运作方式
乡村银行,是民间独立的金融系统,是以扶贫为宗旨的银行,又被称为孟加拉模式。其具体内容为:
1,扶贫目标为贫困妇女;
2,第一次贷款的最高额为1000元,贷款周期为一年,还款周期为每周一次;
3,建立小组基金制度,设立强制储蓄;实行每周中心会议制度;贷款小组一般由5人组成,每小组严格按2—2—1制度放款,即放款时先给小组中的2个人,等前2个人还款后再放给另外2个人,然后是最后1个人;另外,根据银行的成功经验,银行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也是乡村银行正常运转的关键。乡村银行良好的现金流,有能力付给工作人员较高薪酬,所以能吸引素质和能力较高的人才,保证银行系统的高效运转。
4,小组成员须经强制培训合格后才具正式成员资格;对贷款的审批、发放与利用进行严格检查,逐年增加贷款额度等等。
近年,以“探寻事实真莫道不消魂相”为己任的调查性报道,从权力与金钱的磊磊巨石下,顽强地探出头来。通过这些报道,人们目睹了在看似“平安无事”的表象下,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真莫道不消魂相——矿难、黑瑞脑消金兽幕、腐佳节又重阳败,从而使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刺穿表象,接近真实。然而,调查性报道自身的真莫道不消魂相又是什么?——调查性报道与调查记者承载着怎样的压力?调查记者缘何纷纷“提前退休”?调查性报道还能坚持多久?
中国调查记者“提前退休”现象引人关注
翟明磊,前《南方周末》记者,著有《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上海交大有没有招生黑瑞脑消金兽幕》、《汤山投毒案的48小时》等产生重大影响的调查性报道。由于越来越多的调查性报道(如他对周正毅案的报道等)被没有正当理由地“枪毙”,他于2003年8月辞职。他的辞职信在网上广为流传,信中说:“我为新闻而来,我为新闻而去。”“为了新闻我不顾家庭安危,妻子仍为我担惊受怕,这时前方记者最希望的是后方的支持与理解。没想到换来的是一张冷冰冰的通知(考核不合格)”,“有关部门不考虑实情而简单粗暴地以数量责备因为采访承受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压力的记者”,他对这种做法难以接受。
杨海鹏,曾因在其调查性报道中讲了真话,被浙江渔民将其照片供于案上,奉以香火;也曾因对一恶性事件的报道触怒地方政府,当地高半夜凉初透官在那一年的市人代会放言:“报道严重失实,照片全是在暗房伪造的!”杨海鹏从《南方周末》辞职后,进入另一家媒体工作,在一次采访中被当地公半夜凉初透安机关扣押,当他向总部求助时,老总的第一句话竟是不信任的一问:“你们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事后,杨海鹏旋即辞职。
相对而言,刘建平的离职则让人感到欣慰,他找到了一件自己更想做的事——在某网站主持“记者的家”,他想通过这一现已拥有近万名记者的网上交流平台,为全国记者提供更为丰富、实用的专业服务。
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的记者行列中,调查记者绝不是收入最高的人,但绝对是活得最累的人,供职于《了望东方周刊》的朱雨晨,常常整月整月地在外出差,“宾馆的标准间都很相似,有时在早晨醒来,竟想不起自己是在哪里?在干什么?”他的女友在另一家媒体工作,他们因此时常遭遇“这个在虹桥机场降落,那个在浦东机场起飞”的“巧合”。李玉霄曾在一年里对7宗灾难事件予以调查报道,钱钢评价说:“别的记者的死亡人数是从公文里抄来的,李玉霄的死亡人数是一个一个地偷偷数尸体数出来的,谁能想象,他要承受多么大的心理压力?”
除了要承受这些——来自官方与被揭秘公司的外部压力、诉讼的风险、调查工作本身的艰辛以外,调查记者还要时常面对一些更为复杂、人鬼难辨的境况。调查报道有时会成为媒体与被揭秘方展开广告交易的筹码,有时又会成为媒体高层主管敲诈被揭秘方的工具,调查记者甚至包括报料“线人”有时会以不同形式被媒体内部人出卖。
——所有这一切,都在过量吞噬着、消耗着年轻的调查记者们的体力、精力、激情与信念。
随着媒体市场化压力的不断加剧,以及更深层面的非市场性因素,很多媒体生搬硬套企业管理制度,用简单粗暴的数量考核指标体系,来考核充满丰富多样性的新闻工作,从而以花边新闻、娱乐新闻、程序性报道、信息类新闻来取代严肃的调查与剖析,调查记者因此面临严酷的制度性淘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调查性报道在诸多新闻样式中拥有最高的“流产率”,稿件一旦“流产”,记者考核即为“零”,工作量无法得到应有的承认,记者成为调查性报道风险与成本的惟一承担人;
耗时费力的调查性报道与随手拈来的日常报道在考核时不能拉开奖金差距,谁搞调查谁吃亏,有效“绊住”新一代年轻记者涉足这一领域的脚步;
当资深调查记者实在无法在“完成考核指标”与“做深入的调查性报道”两者实现平衡时,他要么降低自身对调查性报道的质量自律和数量要求、以完成数量考核指标,要么转而从事其它更为轻松、愉快的报道,要么只能掷笔而去。
外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抗争
国外的调查记者虽然很少受到来自政府和商业机构的压力,但他们也常常被没有缘由地“枪毙”稿件。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栏目资深编导哈瑞.莫赛斯举例说:“当我们制作完成美兵虐俘事件的报道后,我们收到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主人比黄花瘦席的请求,他对我们说,最好不要播放这个片子。他说,如果我们播了这个片子,伊拉克人会对美军采取更多的报复措施,现在有两个美国人在伊拉克人手里成为人质,如果我们播放了片子,那两个美国人会惨遭不测。在美国新闻史上,这是军方最高首脑发出的第一次请求。当晚,我们推迟了播放,但在几天以后,节目最终得以播放。”
哈瑞.莫赛斯强调说:“压力从政府来的情况非常少见,迈尔斯将军打电话来的时候,只能‘请’我们不要这样做,而不是‘命令’我们不要播放。商业方面则没有办法给我们施加压力,最多是不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求。”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调查记者因为对媒体的独立性感到失望等原因相继离职。
查尔斯.刘易斯在CBS“60分钟”节目工作时,曾任麦克.华莱士的资深编导。他这样解释自己离开“60分钟”的原因:“我的一些故事被封莫道不消魂杀,媒体行业在转变,新闻价值在削弱。如果我做一个名人的节目,他们会很高兴。如果我要做一个重要的事件报道,关于政府,又很复杂,‘60分钟’就往往不愿给我时间和资金做。我在‘60分钟’6年,在电视行业11年,我觉得生命很短,所以我决定离开。”
离职后的查尔斯.刘易斯先后创办美国公众诚信中心、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从事更加独立的调查性报道,在传统媒体之外继续着他对真莫道不消魂相的探寻。他的中心先后推出的“购买总统”系列调查,揭示了美国总统竞选中政治捐款与随后的公司收益的事实真莫道不消魂相,在美国产生强烈反响。
英国调查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加文.麦克法蒂安则更像是一位独立制片人,多年来,他的团队独立地选题、独立地筹集资金并独立地展开调查报道。
他参与的大型新闻调查揭开了全球最大的钻石企业雇佣私人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屠有暗香盈袖杀工人、操控6国政府的重重黑瑞脑消金兽幕,调查历时7年,耗资170万英镑,成片长达3小时,创BBC调查性报道多项纪录,然而由于投资方高层人士与钻石企业千丝万缕的关系,该调查播出受阻。加文.麦克法蒂安被中国记者问及“如何维持生计”时说:“我可以教书,我用我的声音为discovery配音。我已经做了10年这个工作。”
调查性报道艰难前行
人类进入新世纪,由于不尽相同的原因,调查性报道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
美国CBS“60分钟”资深编导哈瑞.莫赛斯这样描述调查性报道在美国的发展轨迹:
美国从70年代后期出现了新闻周刊类的电视节目,比较严肃,如新闻“60分钟”等。现在调查类节目受到挑战,节目长度往往只有20分钟,要深入研究变得非常困难。
这种变化在于制片人对于受众理解的变化,他们认为受众对严肃的调查性报道并不感兴趣,而调查性报道的制作成本和制作周期都在上升。
因此,从事新闻类报道的记者都在改弦更张,都在制作更能吸引观众的节目。就美国而言,调查类报道在走下坡路。
今天的“60分钟”已经不再是一个调查性报道的节目。我们也做一些硬新闻,不是特别耗费时间。我们的节目可以做到收视率高居榜首,但是已不再是纯粹的调查性报道。
英国调查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加文.麦克法蒂安则认为:
在英国,调查性报道不仅在电视媒体中,也大量存在于平面和广播媒体中。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调查性报道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引起调查性报道的热潮。
英国的情况与美国相似——都是大起大落。记者们都有做调查性报道的梦想,但是现在都在破灭。英国调查性报道最盛的时期,恰是最动荡的年代,时代为调查类报道提供了生存的条件。现在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对调查类报道在英国的未来我非常担忧。
在鼎盛时期,无论是哪一类的电视台都有调查性报道,当时英国每年出产300部,现在只有25部。但是就涉及的影响和深度而言,还是很不错,现在大约有100到200名此类非常好的记者。
欧洲的状况和英国略有不同。这些记者则大都是在平面媒体工作。法莫道不消魂国的记者数量也在增加,最近增加了三倍。这些新闻记者也都是在调查复杂的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在德国,2、3频道都有很多优秀的调查类记者。北欧地区,还有南欧的罗马尼亚等国家也出现了这样的记者。
查尔斯.刘易斯(美国公众诚信中心CPI创建人及总监、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创办人及总监)说:
我之所以离开“60分钟”,是因为调查类节目在美国不再有市场。我离开“60分钟”之后,成立公共诚信中心,对政界、商界展开独立的调查,在16年中,我们做了12本书,400万字,250部电视片。
我们写了“购买总统”一书,把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状况给予调查和公布。恐怕我们再也不会被邀请到白宫吃晚餐了。
我们还组织了国际调查类记者联盟的组织。很不幸,一些记者已经遭到了枪杀、 ** ,或被在国驱逐。当然我们也有胜利的消息,有记者从事的调查性报道把总统赶下了台。
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应用了新的技术来做调查类报道,比如网络解密等。我们现在一共有5个全球性调查节目。我们从网上获得政治、经济素材,向公众发布新闻。
80%调查性记者都是在揭露腐佳节又重阳败,这事实上是最艰巨、痛苦和昂贵的工作,最需要上级的关心和帮助。
一个同事MSN的nick用了一句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名言:我注定要与混合物、杂七杂八打交道,它们排除悲剧,悲剧需要纯净的文字。
我看了很是觉得哭笑不得。这个同事,喜欢虚情假意地奉承以达到求你办事的目的,常拿通讯员的稿子署上自己名字来发,去地方采访在酒店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半夜给记者站的同事打电话要去洗头……
基本上,他是我眼中的混合物和杂七杂八。这样的他,居然和我有类似的感慨。
今天开了一天的前半年工作总结大会,我昏昏沉沉地看那些张张合合的嘴,满是美化自己、推卸责任的词令。我开始疑惑了,在别人的眼中,我的形象是什么样?是我眼中的他们么?
上个礼拜去集团领奖——十大杰出青年。
场面很秀逗(我是真觉得秀逗),主持人介绍一位,领佳节又重阳导颁发一个奖杯,得奖者发表一个感言。和别的人感谢CCTV、感谢MTV、感谢CHANNEL V模式的发言比起来,我的发言好像格格不入。
在这样一个场合,我没有觉得激动,也没有受到鼓舞,单只想起小平子fan蒋昌建的一句话:成就你的未必是你想成就的。
从小我就发现了自己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的经常性剥离。从上小学开始,我就爱和顽皮小孩(老师口中所谓的差生)混在一起,玩玩闹闹,说说笑笑。骨子里全是叛逆——不爱写作业,不愿守规矩,不和爱学习的小朋友玩。可是我表现在大人面前的却总是另一个极端——一个最顶尖的模范生。那绝不是我主观的强烈意愿,但是我似乎很懂对付老师和应试教育的那一套似的,莫名其妙从一开始就做着模范生。记得小学二年纪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我们正在上数学课,教室临街,一个路过的小混混模样的男孩在窗外流里流气地唱起了乘法口诀。几秒钟后,我们教室里居然有人模仿小混混哼唱起来。老师大怒,问是谁。我桌前桌后有几个人小声说:是董一方。老师问都没问我,说:不可能。找不出人,老师最后得出结论:大概是窗外的男孩又唱了一遍。其实,那个流里流气学着哼唱的,就是我,那是不由自主的。那个时候,我的主观意愿压制了我的客观能力。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信仰大厦倒塌,满脑子都是“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自由化”的思想,但是大凡那种党员的调查学习活动,我的成绩还总是很好。我一直喜欢做记者多过编辑,但是采访课成绩总是平平(不知道是资质的问题,还是万里出题目的问题,哈哈),采编课却居然受到老师课上的惟一表扬。
上班以后,我自由懒散,在这个报社无欲无求,甚至巴不得领佳节又重阳导炒了我,省得我在这吞食鸡肋。在大学之前做了13年的班长之后,我也再不想做什么“领佳节又重阳导”。可是我的客观能力还是在不自觉的发挥作用——我不能忍受从我手里出去的稿子和版面太丢我的脸,我还是基本与一般人为善,碰到不对的事我就据理力争,遇到欺负我的人我就潇洒的发飙。结果,我做了小头头,当了十大杰出青年。
这个报社能够做但目前还没做出眉目的工作,是我热爱的;但是这个报社目前的运作模式和这个报社的大多数同事,是我鄙视的。我每天都在羡慕市场化的媒体,经常翻看大公报的历史,时时鄙视着我的工作我的同事,可是最近我悲哀的发现——我很胜任我鄙视的现在的工作,我还和一群不被我认同的,不被我认做同道中人的纯粹的党报记者编辑一起站在了同一个领奖台上。
puzzled.是该继续自己的主观意愿,调整自己的能力?还是根据自己的客观能力,改变主观意愿?bt了。